有“笔墨双栖”之誉的沪上作家、书法家管继平，十余年来一直致力于民国文人的研究，近日，继《纸上性情：民国文人书法》之后，他的又一册新著《梅花知己：民国文人印章》也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。文人与印章，自古有渊源。在此撷取几篇，以飨读者。
商承祚篆刻 台静农篆刻
鲁迅先生的藏印中，有一方闲章“只有梅花是知己”，虽未详出处，但丝毫不影响我对这一句子的喜欢。所以，当我开始为自己“民国文人印章”这一系列编书时，书名舍弃了“朱白风雅”、“文心雕虫”或“纸上印痕”之类，相反则用了与印章看似不太有关联的“梅花知己”。
古人常以梅花赠知己。南朝诗人陆凯思念北方的好友范晔，折了一枝梅花托“邮差”捎去，并附诗曰：“折梅逢驿使，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。”这大概是古今最早的咏梅诗了，从此，“一枝春”也成了梅花的别称。我想，传统的中国书画中，印章就是必不可少的“知己”，而且，印章钤在纸上，犹红梅开于丛中，朱痕三二点，一枝即成春。其实，我们从文人的印章中，不也一样能感受到“春的消息”么？
鲁迅周作人昆仲
说起文人印章，我首先总要想起鲁迅。众所周知，鲁迅先生的艺术爱好很多，对各类版画、汉画像石、金石碑拓、古钱币、珍本古籍等皆有所嗜。对于书法印章，显然是相当的内行。其实鲁迅自己也能刻印，早年在三味书屋念书时，为了勉励督促自己，他就曾用刀在书桌上以篆体刻过一个“早”字（当时鲁迅的书桌都是自家带去的，算不上是损坏公物）。而在现存的鲁迅遗印中，就有一方白文草书“迅”字印为鲁迅自刻，许广平当年捐赠时称，该印是实物印章中唯一一件鲁迅自刻印，弥足珍贵。
据资料所载，鲁迅先生共有遗印五十六枚，其中有印章实物的五十方，留有印鉴而无实物的六枚。为鲁迅治印的多为篆刻名家，当然不得不说的一位是书画篆刻家陈师曾。师曾和鲁迅早年曾同窗于南京矿路学堂和日本弘文学院，后又同在民国教育部共事，他们趣味相投，关系非同一般。在鲁迅日记中，经常可读到他与师曾访友逛书肆的记录。陈师曾作印古拙纯朴，老辣浑穆，深得鲁迅喜爱。
陈师曾替鲁迅刻印多方，如“会稽周氏收藏”、“会稽周氏”、“俟堂”等，《鲁迅日记》大多都有记载。有一方“会稽周氏藏本”，是陈师曾所篆，张樾丞所刻的木质印章。我们都知道鲁迅喜藏各种金石拓片，在钤盖收藏印时，估计是鲁迅嫌石章太硬，易损坏珍稀拓本，故欲刻二枚木章。师曾因不善刻木，于是写好印稿就请琉璃厂的刻印名手张樾丞代劳。鲁迅得陈师曾介绍，后又多次去求刻，还代许寿裳求刻，如《鲁迅日记》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一日就记有：“下午同陈师曾往留黎厂同古堂，代季市刻印，又自购木印五枚。”据查这五枚印分别是：“随喜”、“善”、“伪”、“翻”、“完”，皆为鲁迅校碑鉴赏之用。所见“随喜”一印，虽为木质楷体，却刻得古朴苍莽，饶有金石味。
鲁迅的常用印中有两方是早期的西泠印人吴德光和陶寿伯所刻，那是鲁迅居上海时，与“三弟”（周建人）到西泠印社花“泉四元五角”所刻。吴德光乃西泠创始人之一吴隐之长子，一方工整饱满的汉白文“鲁迅”印，顶款有“德光”二字，此印鲁迅常用于自己著作的版权页上的印花，看来比较喜爱。另一方朱文“洛文”即陶寿伯所治，陶寿伯后列赵叔孺门墙，与陈巨来、方介堪、叶露渊同为“赵门四杰”，亦印坛一时之翘楚也。
写过“鲁迅印章”，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周作人。尽管周作人的后半生与鲁迅是殊途而去，且越走越远，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早年，却是和鲁迅“兄弟怡怡”、携手共进的。从故乡求学起直到京城文坛上成名，周作人这一路上几乎都是跟着大哥的足迹，亦步亦趋……所以说，在人生的前半段，周作人受鲁迅的影响不可谓不巨矣。
在艺术兴趣上，虽说周作人可能没有鲁迅那么广泛和痴迷，但还是受了不小的熏染。周作人的自用印，约八十余方。一九六四年他应香港鲍耀明先生所求，亲手钤印成册，并于每方印下注明刻印作者和边款内容，然后寄赠鲍耀明收藏。为此，鲍氏专门影印了一册《周作人印谱》出版。
说起这位鲍耀明，很有意思。他五六十年代在香港从事杂志编辑等工作。因他喜欢周作人的文字，得曹聚仁的引介，自一九五九年起，遂与周作人开始了通信联系，直到一九六六年，八年间他们的往还书信竟有七百余封。那时内地物资匮乏，周作人仅凭著译稿费来养家糊口更是不易，于是鲍耀明则不断给周作人寄赠各种食品杂物，煎饼糕点啊、猪油炼乳啊、虾米方糖啊等等，交往得熟了，周作人也经常写信索要。而那边鲍耀明，也经常向周作人“提些要求”，譬如为友人题字啊、抄几页诗稿啊等。当然，首先鲍耀明是周作人的绝对“粉丝”，这毫无疑问；其次，也难免“吃了人家嘴软”，所以周作人对鲍耀明的要求也基本是“不打回票”，还将自己的日记手稿以及钱玄同、刘半农的信札、沈尹默题写的“苦雨斋”横幅等等，都寄给了鲍收藏，即便鲍提出要鲁迅的真迹，周作人也积极配合，只是苦于自兄弟反目后再无半纸通信联系，故而仅找出早年鲁迅手抄的《古小说钩沉》稿一纸相赠。也就是这一页残稿，去年在嘉德拍卖会上竟创下了690万的天价！
当然，在那个肚子尚未填满的年代，这些手稿书札之类的，也确实没什么稀罕，还真不如“煎饼、猪油”等更令人诱惑。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，物换星移，我们还真要感谢像鲍耀明这样的有心人，若不是他在海外的收藏，这些信件手稿或许早在“文革”中就付之一炬了。
从《周作人印谱》中可以看出，周作人对印章的把玩并无太多的讲究，主要还是实用为主。他纯粹的闲章极少，仅有寿石工刻的“知惭愧”、金禹民刻的“寿则多辱”两方。寿石工和周氏同乡，也是绍兴人。印风古朴简捷，如朱文“药堂”一印，就大有黄牧父之意。金禹民早年家境贫寒，后在北京宣武门的古玩铺当学徒，一九三〇年拜寿石工为师，后寿氏应酬不过来时，也时常委其代为捉刀也。金禹民为周作人刻过很多印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买过一册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《金禹民印存》，其中有不少譬如为启功、郑诵先、董寿平等名人刻的名章，但就是不见一方关于周作人的用印。估计那时的“气氛”尚未完全宽松，对于周作人，避之唯恐不及，若放之今天，名气更大的知堂老人肯定会在印谱中占有一席之地的。
“甲骨四少”的商承祚
只要一提起民国以来的古文字学家，“甲骨四堂”是常常被人挂在嘴边的。不过，继“四堂”之后，尚有“四少”，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也。如果说，罗振玉、王国维、郭沫若、董作宾作为甲骨学研究的第一代代表人物，那么，作为罗、王的学生辈，唐兰、容庚、柯昌济、商承祚，则是第二代古文字学家的代表了。所谓“四少”，当然是我按现在的说法，其出处直接来自于王国维当年为商承祚出版《殷虚文字类编》写的序：“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，余所见得四人焉：曰嘉兴唐立庵友兰，曰东莞容希白庚，曰胶州柯纯卿昌济，曰番禺商锡永承祚。”
彼时“四少”皆二十多岁，商承祚最小，才21岁。在罗、王的指导下，他于弱冠之年编成《殷墟文字类编》14卷。故王国维序中褒奖曰“如锡永此书，可以传世矣”。其父亲看了书稿也十分高兴，不惜拿出积蓄800元，为此书刻了版，前后印了五百部，光日本就销了近百部，少而成名，轰动学界，一时广为流传，名声大噪。
在此不得不提一笔商承祚这位开明又精明的父亲——商衍鎏，他可是大大的有名。诗词书画皆擅，是晚清著名的学者，有《清代科举考试述略》及《太平天国考试纪略》等书传世。商衍鎏起初是让商承祚学德文的，无奈商承祚自小即对古物文字有痴迷，早在八九岁时就痴迷到“连走路都要低头搜寻古迹”的地步。由于性情不近，学德文数月之后毫无成效，商承祚只得向父亲据实禀求：因甚喜古文物及古文字学，念兹在兹，乃决心朝此方向走下去。父亲闻之轻轻叹口气说：“你学这行是找不到饭碗的，最多只能做个名士!你既决心走此路，我有什么话好说?由你去罢。”
儿子坚定，父亲开明，所以商承祚可以凭着自己的兴致，自由发展。父亲说商承祚最多“做个名士”，不过一心想当古文字学家的商承祚，还真有“名士”的派头，那时他二十多岁，虽在北京教古文字，但兴趣广泛：热衷打台球；喜吹洞箫横笛，敲奏蝴蝶琴等。他还买辆摩托车，在长安街上与汽车竞赛，朋友见之也和他开玩笑说：“你搞古文字学这行，应该坐牛车才对！”原本他还想买辆小汽车的，但父亲说：“摩托车小，易避让人，汽车面积大，容易出事。”遂因父亲的反对而作罢。
所谓“玩物丧志”，那是针对没有节制、没有脑子的人而言。我一直认为，只要适度节制，分寸把握，“玩” ，其实是一切事物的最高境界，做学问如此，搞艺术更要如此。商先生也是，也许正因为他“玩”得好，所以他对学问、对艺术都很投入。自受业罗振玉之后，商承祚书法则舍秦篆而取殷商周一路，三代吉金，涉猎殆遍。他的印章，也是汉印之外偏爱古玺，朴茂浑然，古意醇厚。商承祚曾对好友容庚说自己“学不进而刻印则工”，可见他自恃自己的篆刻要胜过自己的学问，自谦耶？自负耶？唯有自知也。
再回到“饭碗”一说，当年商承祚《殷虚文字类编》问世后，经马衡介绍入北大国学考古研究室为研究生，23岁尚未毕业，南京东南大学即聘之为讲师，月薪100元，专讲甲骨文字。此前曾说他搞古文字会找不到“饭碗”的父亲闻之则高兴地说：“真想不到，如此冷门之学，居然可以谋生，令人从何说起!”
“未名四杰”的台静农
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以小说闻名的台静农先生，其时是北大“未名社”中的主要成员，他们在鲁迅先生的指导鼓励下，以翻译和创作小说跻身于文坛，四名安徽霍丘的同乡韦素园、台静农、李霁野、韦丛芜还被后人称为“未名四杰”。鲁迅在选编“新文学大系”小说集时，许多著名的作家也仅选用一二篇，而青年台静农竟被选用了四篇小说，享受了和鲁迅相等的“待遇”（鲁迅自己的小说也入选四篇），可见对其之器重。尽管鲁迅先生对台静农时常玩笑地称“静兄”，但台静农却始终执弟子甚恭，言必称“豫才师”或“鲁迅先生”。鲁迅定居上海后，曾有两次去北平省亲探母，均受到如常维钧、魏建功、台静农等一批学生辈朋友的拥戴。第二次鲁迅受邀在北京各校演讲，后成著名的“北平五讲”，台静农又几乎是全程侍奉在侧，可见关系之密。
也许正是因为台静农与鲁迅以及“左翼”文学之不同寻常的关系，致使台静农“歇脚”台湾后，言语行动均受到严密监控，处境险恶。尤其是目睹许寿裳先生惨遭杀害，从此他噤若寒蝉，一心教学，闲来作书，再也不提文学创作之事。说来也巧，台静农生于1903年，自1946年随许寿裳先生到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以后，直至1990年逝世，他一生88年，恰好被台湾海峡“隔”成了两个44年。前半生是小说文学家，后半生是学者书法家。
台静农先生其实是诗书画印四绝集于一身的文人作家。在台湾，他与张大千是时相往来的至交。据说每年大千生日，台静农则画赠小幅梅花以贺，尽管大千已是享誉世界的书画大师，但对台静农的书画却每每欣赏有加，至于台先生的倪字，张大千更是赞得不留余地，他说：“三百年来，能得倪书神髓者，静农一人也。”当然除了书画之外，台静农还为张大千治印多枚，且大多也是贺寿之作，如“大千长年”、“髯公长乐”对章，乃戊申年（1968年）贺大千先生七十寿辰所刻。另有一方巨印“环荜庵”，也是为大千刻的斋名印，是印创作时台静农已71岁（1973年），但宝刀不老，线条挺拔婉转，犹如切玉折金，磅礴大气，毫无怯意。
台静农先生为人宽厚，行事低调，他在台湾潜心书艺四十年，起初除了一些老友学生之外，并不为众人所知。虽然他也时常作书或刻印赠送老友和学生，但大多仅限于很小的熟友圈内。直至1982年静老八十大寿时，禁不住众多弟子的怂恿，他才首次于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次个人书法展。不料展览一经举办，瞬间轰动宝岛！原先“藏于深山人未识”的“隐士”，一下成了人所瞩目的大师，于是求书求印者踏破门槛，络绎不绝。起初台静老还好对付，因为他性格和蔼，不喜摆架子，所以登门求书者不管认识不认识，几乎有求必应。然而随着年事日高，他逐渐也不堪其苦，实在无奈，遂于1985年元旦写了《告老宣言》，意即从今开始“不再为他人题书应酬”也，那天正好他的学生、著名作家林文月来访，台静老于是将写好的“宣言”给她看，并问：“是不是火气太大？会不会得罪人啊？”林文月看后说“恐怕会哦。”台先生一听心就要软：“那怎么办啊？”林文月马上说：“管他呢，您都八十多岁了，还怕得罪人吗？”
摘自《梅花知己——民国文人印章》 管继平 著
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定价39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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