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辞海》是一部集字典、语文词典、专科词典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词典，初版于1936年，建国后，迭经编纂出版的《辞海》各个版本，在中国的大型词典的发行量中占据首位，始终得到读者的好评。众多专家学者视编纂《辞海》为传承文明的一种责任，拥有一套((辞海》并从中获取知识是读者为振兴中华而提高文化素质的一种夙愿，由此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辞海人文现象。

一 辞海人文现象概说
《辞海》编纂出版和读者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人文现象，可以“辞海人文现象”相称。“人文”一词，指的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，在中国，又加入了更富道德教化的内涵。((辞海》的出版体现了与时俱进，独特地反映了中华文明的传承、进步，展示了世界各国的文化，凸显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轨迹；同时，也说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本体和思想本源，既有历史传统的优秀积淀，也有现实社会的更新发展。((辞海》服务于“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而努力”(江泽民同志语)的宗旨，它的问世、流传，体现了以人为本、文化关怀的气魄。“辞海人文现象”，是当前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。其特点有三：独创性、普遍性和多样性。

1．独创性。《辞海》的主要特色是收词广博，解释简明，应用方便，既可以满足一般读者质疑问难的需要，又可以使各学科的专家、学者了解他们各自研究的学科或专业以外的其他知识，有“手披一卷，阅尽大干”之效。((辞海》的第一版付梓之际，正值日本侵略中国，日军逼近上海租界，有人主张将“一·二八”、“九一八”、“上海事变”、“塘沽协定”等条目删除，主编舒新城据理力争，他指出“我国积弱，不能与强敌抗衡。敌污我之词，不与之辩论，已属屈辱。而敌人强加我之事实亦默而不提，未免不近人情。”《辞海》1936年版成为第一部将中国现代历史上“一·二八”、“九一八”、“上海事变”等重大事件刊载于词典的典籍，表现出编纂者的创意：尊重历史，反映中华民族的自尊，方便读者查检。

“文革”时，四人帮鼓吹“读书无用论”，是对社会的一种反动，但那时可供学习的书籍奇缺，而通过自学(《辞海》，可以掌握应该学到的知识，学((辞海》便成为独特的社会现象。那时，中国大地上许多学子千方百计觅(《辞海》、借《辞海》、抄《辞海》……在“文革”结束恢复高考的时候，不少人借助((辞海》寻找和归纳一个个的知识点，系统梳理，重点记忆，顺利地考上大学，有的还通过了研究生考试，不少人感激地称((辞海))为“恩师”。在《辞海》1979年版编纂过程中，有一个正确分析社会的政治形势、理解政策，对众多纷繁复杂的问题做出正确判断的问题。辞海编辑部制定的《<辞海)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》，是在正确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下的一项有意义的创造，它坚持拨乱反正，正确地解决了编纂过程中遇到的政治性难题。这个经验具独创性，得到国家出版局的肯定，并将这个意见印在机关刊物《出版工作》上。《辞海》1999年版以彩图本为主体版本，收彩色图片16DOO幅，彻底改变《辞海》“白纸黑字线条图”的面貌，在我国首创大型综合性词典随文附彩图，更表现着((辞海》的新特色、新光彩。

2．普遍性。在人类发展进程中，大到全民族全体社会成员的素质提高，小到每一个人的成长，都有赖于知识和技能的灌输和学习，而词典就是提供这些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来源之一。无数事实证明，从小学生到学有所成的大学者，没有不用词典的，他们之间只有是否善于应用词典的区别。善用者，不断地获得、不断地进取；不善用者，则虽有所得但成效不大。《辞海》作为“没有围墙的大学”、“无声的老师”，其功能相当突出，它给人们带来知识的实惠，托起人们对生活的希望。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词典的作用，在战争年代一直带着((辞海》和《辞源》，此事在民间广为传播。建国后，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《辞海》的工作，毛泽东同志提议修订1 9 3 6年版((辞海》，并给予各种关心和支持。上世纪50年代末，《辞海》编纂工作起步时，上海曾有“满城争说编《辞海》”之说，真切地反映了《辞海》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。大科学家苏步青先生生前写过八个字：“我学((辞海》，我爱《辞海》”。江泽民同志两次为《辞海》的出版题词。有资料统计，1936年版《辞海》发行100万部以上，建国后的((辞海》从1965年的未定稿算起，经1979年正式出版，历1989年版、1999年版，整套发行为600万部，分册发行1123．7万册，另外还在台湾地区发行了繁体字版。按照一般的推算来估计，((辞海》的读者可达数千万人以上。《辞海》的流行地域几乎遍及全球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《辞海》；有学者访问美国，发现他访问的几所大学都有((辞海》，这是外国人了解中国词典和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。另有资料表明，中国目前有的人已有两处居住地，“家备《辞海》两地书”，则是一部分家庭的文化景象，有位老人说：“一部《辞海》置城郊，一部《辞海》置市内，既为小辈着想，也为自己居住两地图方便。”《辞海》成为全国书店的必备图书，读者层面从科研机构到工厂农村，从莘莘学子到大学教授、专家学者。“对不对，查《辞海》”，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听到的一句话。

3．多样性。(《辞海》构成了人们生活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，在((辞海》的编纂过程中，为了出版优秀工具书，编纂者中形成了“一丝不苟、字斟句酌、作风严谨”的辞海精神；《辞海》作为一种文化产品，在读者流传、使用中又产生了“辞海情结”或“辞海缘”。编纂者也要使用((辞海》，读者也从“辞海精神”中得到启发，二者之间互相联系。由于各人使用((辞海》的目的和要求不同，因此对《辞海》这部词典的感受体会涉及面很广，所表现出的情感也必然是多样性的。
“发扬一丝不苟、字斟句酌、作风严谨的‘辞海’精神，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而努力”，是江泽民同志为((辞海))1989年版所作的题词。它凝练地概括了“辞海精神”的实质，促进了广大编纂人员的工作，推动了《辞海》的发展。创造了“辞海精神”的编纂人员谦虚地总结了自己的体会，副主编程孝刚曾说：“编写《辞海))，党强调知识性，大家是高兴的。有知识的人就有用武之地。知识分子看到《辞海》变得虚心了，因为自己不懂的东西实在太多了。我自命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比较广，但煤的硬度和别的硬度不同(物理硬度分四等，煤的硬度不在此列)，过去我就不知道。这次请教了潘企之同志，才弄明白。”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一位资深编审总结他的体会时提到：“((辞海》经验中有许多基本的东西反映的是词典编纂的一般规律，具有普遍意义。因此，我在长期编纂各种专科词典的实践中，注意运用《辞海》经验，使其与专科词典的性质、特点、要求相结合，从而提高专科词典的质量。我参加编纂的《哲学大辞典》、《法学大辞典》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奖；《简明社会科学词典》印行1 5 7万册，在同类书中绝无仅有，并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。”北京的一位资深编审被聘为《辞海》特约编审，他到上海工作两年，审阅((辞海》稿件数万条，他把参加《辞海》工作比喻为上“辞海老年大学”。

二 辞海人文现象推动现实决策
辞海人文现象是客观存在的，是需要认识、总结和引导的积极现象。对此，上海辞书出版社已在三个方面展开工作：

1．以人为本，充分利用((辞海》丰富而宝贵的知识资源，进一步关注人民大众的需要。上海辞书出版社自1999年来做了三件事：一是出版彩图缩印本。1999年版《辞海》的彩图本成本很高，定价二干五百多元，显得很昂贵，不少人买不起，只印行两万套，使得其珍贵资源远未被充分利用；彩图缩印本缩小图片(地图不缩小)和文字，节约了篇幅，同时配置卡片式放大镜，价格只有八百元，是原来价格的三分之一，发行一年已经印行一万六干余套。二是除原有按部首笔画编排的版本外，出版按照汉语拼音编排的((辞海》，这是适应中国语文教育、普通话推广、读者希望快速查检((辞海》条目的要求。按照汉语拼音排序的《辞海))上市后，销量显著增长。三是根据读者的要求，适时推出“旧版《辞海》贴换新版((辞海》”的活动，满足了部分读者换购新版《辞海》的要求。其中，第二件事被称为在中国大型综合性词典编纂史上具有“划时代”意义。

2．积极展开《辞海》的编纂者和读者的人文交流。(《辞海》1999年版问世之际，上海辞书出版社组织作家李春平创作《辞海纪事》一书，该书记述了几代辞海人编纂《辞海》的艰苦历程，凸显了辞海精神。在《辞海》1999年版出版发行取得阶段性成果之际，出版社又和《新民晚报》“读书乐”专刊一起策划举办“我与《辞海》征文大赛”，并选辑部分文章出版《我与<辞海>》一书。汪道涵先生为此作序，百岁老人夏征农主编题写书名。目的是通过媒体提供的平台，引导《辞海》的编纂者和全国读者积极参与，实现了富有创意的文化交流。这次活动共收到全国十八个地区三百多份征文，出版社获得了大量的读者信息，读者也从媒体的宣传中再次感悟《辞海))一书的魅力。

3．根据各个层次读者的需要，编纂“辞海系列词典”，完善辞海产业链，做大市场。纵观读者对((辞海》各种体会、提出的不同需求，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：除了不断地与时俱进地对《辞海))修订、编纂新的版本外，((辞海》(从综合性词典角度来说)应该是有层次的，既有阳春白雪，也有下里巴人。一种文化要发展，要不断地吸引后人学习、钻研和使用，其内部的结构必须合理，对各个层次的考虑也需周全。如确定选题的长远规划，为适应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需要，编纂收词比《辞海》更多、篇幅更多、按照学科分类编排的((大辞海》，出版适用于中学生的((小辞海》和适用于中外文化交流的《汉英辞海》，形成“辞海系列词典”。

三 辞海人文现象的深化与升华
从以上两个方面分析辞海人文现象，还是很不完全的。因为人文现象是综合性的现象，受到诸多因素的牵制，可以从多角度来分析。本文主要从概述、意义、出版社的角度作立论并分析。还有一些不及论述的方面或问题，主要是：

1．辞海人文现象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，就是《辞海》八十多年的编纂历程，这是从一个旧状态向新状态的转化，是从简单到复杂、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。在此发展过程中，产生了记述《辞海》编纂工作和描述这部书的大量作品。如诗词、报告文学、新闻特写、新闻报道等。诗歌方面，就有数十首，其中苏步青先生在四十多年中先后写下三首诗。《辞海纪事》是中国第一本写一部词典编纂过程的报告文学，新华社记者赵兰英的《共和国领导人与(辞海)》被收录(《建国5 O年通讯名作100篇》，另外还有光明日报记者的(《(辞海>：共和国年轮上的丰碑》，文汇报记者的《金钥匙“铸造”记》，新民晚报“十日谈”刊载的“《辞海》编纂谈”等，以及总结((辞海》编纂经验的论文百余篇：据不完全统计，总字数将近百万字。另有各方面人士的题词、重要活动照片(如江泽民等中央领导接见辞海编辑委员会和上海辞书出版社负责人、胡锦涛同志看望((辞海》主编夏征农)、画作数十幅。这些厚重的文化内容有待我们整理和开发。

2．关于使用《辞海》的方法谈。使用工具书，每人都有自己的心得，大多数读者是遇到疑难字词才去查《辞海》，目的是解决学习中的困惑。也有相当读者是为了工作、为了启迪思维而去查《辞海》，我们应当加强《辞海》具有这方面功能的宣传力度。有位读者说：《辞海》“养成我凡事刨根究底、求得确凿答案的好习惯……思考问题有了横向联系、互相印证的本钱，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。”上海的一位具有三师(高级经济师、高级律师、注册资产评估师)资格的老总称，他通过查阅《辞海》中以“资”与“产”开首的所有条目，发现其中“产权”条目内容已跳出了所有权的框子，由此引发“企业产权交易”与“产权市场”的创意性构思，后经上海市政府1994年1月以1号文批准建立上海第一个产权交易机构一一上海城乡产权交易所。他认为《辞海》是知识创新的活海，其关键是他注意了《辞海》书中各相关条目之间的联系，用《辞海》，得创新之意，促进经济的发展。

3．总结《辞海》的编纂、出版、发行以及开展读者交流的活动经验，特别是从辞海人文现象的发展角度分析，或许对我们如何在词典的市场竞争中获得先机，是有积极意义的。有读者写道：“《辞海》真是知识的大海洋，天文地理，古今名人轶事，艺术科学、历代王朝皇帝、世界货币缩写等等，包罗万象，万宝全书，越看越爱看，只恨相见太晚。在今天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，拥有一部《辞海》绝对是划算的。”辽宁的一位读者认为《辞海》给他很多帮助，他必须也为《辞海》做点事情，于是，他当义务剪报员，将报刊刊登的有关(《辞海》的资料或是他认为《辞海))可以采纳的材料每三个月一次寄上海辞书出版社。介绍这类事例，对大型词典的推广以及为编纂积累资料是大有好处的。在上海辞书出版社，开展与读者的人文交流这项工作刚刚起步，有待逐步完善。目前，可以开展的工作大致有四项：(一)建立读者信息资料库。(二)登录读者意见和要求，保持联系。(三)重视《辞海》编纂者和读者的人文交流活动，经常有目标地听取读者要求。(四)争取在读者群中建立一支《辞海》信息员队伍。

4．全面地研究优秀词典所产生的人文现象。存在于社会中的辞海人文现象，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，是一本优秀词典所产生的特殊现象，有着积极意义。但是，它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，我们可以设想，和(《辞海》同样有盛名的工具书如《辞源》、(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、(《汉语大词典》、((现代汉语词典》等是否也有自己的独特人文现象，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，各种词典之间的关系如何，有无共性。再如，现在有一批伪劣词典充斥市场，这些伪劣的东西必须坚决清除，同时还要在道德上予以严肃的批评，因为伪劣词典的出版、流行是一种消极的社会人文现象。我们展开批评时，可以通过宣传优秀词典所产生的人文现象，加以对照比较，对伪劣词典所产生的消极现象作充分的揭露和批评，这需要体现以人文为本的文化关怀，而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。